金控配资大陆关押两名上校级台湾间谍，入狱九年后，为何能获得假释安全返回台湾？

2015年秋天，台湾桃园机场的到达大厅里，人群来来往往，一切看上去与往常并无不同。只是那天南航CZ3045航班的乘客名单上，多了两个名字：朱恭训、徐章国。对普通旅客而言，这只是一架从广西南宁飞来的航班；但对两岸情报系统来说，这趟航班背后，却牵扯着长达十年的较量与一场悄然完成的“人事安排”。

就在十几天前，这两个人还在广西监狱服刑。身份也很特殊——都曾是台湾“军情局”的上校军官，一个是四处副处长，一个是组长。2006年在广西边境落网，被判无期徒刑，后减为十八年，本应在铁窗之下度过漫长岁月，却在服刑九年后突然被假释，直接送回台湾。

间谍这种身份，在国际法意义上，本就处在灰色地带。按通常惯例，被抓住之后往往很难有“好结局”。那么，这两名被视为“高价值”的台湾情报军官，为何会在刑期过半之前被放行？故事的线索，要从更早的时间理一理。

有意思的是，同一时间轴上，台湾方面也在监狱里关着一位重量级人物——曾在大陆军队服役、后来又成了“双面身份”的李志豪。三个名字，三条线索，最后在2015年交叠到了一起。

一、不该出现在广西的两名上校

从履历上看，朱恭训原本与大陆情报战场是“八竿子打不着”的人。

1958年，他出生在台湾，后来考入台湾陆军士官学校情报干部班，是第26期毕业生。毕业后一路扎进情报系统，主攻海外线，长期在欧洲、东南亚外站工作。再往后，升任台湾“军情局”四处副处长，负责东南亚情报布局，是那一片区域的关键人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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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特别的是，他的家庭也深陷这个系统。妻子周国珍，同样是台湾“军情局”里的人，做到二处副处长，分管对大陆情报分析和研判。一个负责外站行动，一个主抓对大陆战略情报，夫妻两人可以说在情报圈里颇有分量。

徐章国则是朱恭训的“搭档”。职务是组长，同样在四处工作，对东南亚一线十分熟悉。两人一副处长一组长，本来应该在越南、泰国、新加坡等地周旋，按理完全不需要冒险进入大陆腹地。

所以，当后来传出“朱恭训、徐章国在广西边境被捕”的消息时，岛内不少知情人士都觉得很奇怪——他们压根就不该出现在那里。

时间拨回到2006年5月。那是改变两人命运的一个月。

就在5月底之前，台湾“军情局”突然收到一条从广西发来的线索：广西省国家安全厅的一名科长，愿意“效力”，希望与台方建立联络。对任何情报机构来说，这种主动上门的“潜在内应”，都属于极难得的机会，更何况对方自称来自国家安全部门。

这条信息一送到台北，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。长期以来，想在大陆安全系统内部发展线人，难度极高。现在有人主动示意，简直像天上掉馅饼。

不过，谨慎是情报工作的本能。一开始，台湾“军情局”并未完全放松警惕。他们提出要对方先提供情报，以证明身份。对方很快给出三条重要情报。从后来台湾方面的说法看，这三条情报经过分析，被认为“可信度极高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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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一刻，原本还在犹豫的台湾情报人员，心理防线明显放松了。情报有用、细节准确、能核实，等于帮对方“加了筹码”。“这人怕是真货”，内部评估结果逐渐偏向乐观。

接下来的一步，就显得顺理成章：派人入境接触。

出于地域考虑，任务落到了四处头上。因为他们在东南亚布局多年，距离广西最近的外站就在越南。四处接到命令后，朱恭训、徐章国成为“执行人选”。经验丰富、懂越南一带环境，自然成了首选。

那段时间，两人正在越南活动。接到任务后，没有太多犹豫，很快就同意执行。一来是上级指示，二来此次目标是“内应接洽”，而非潜伏渗透，对他们而言，风险看上去并没有到“九死一生”那种程度。

谁也没有想到，这次行动其实已经完全暴露在对手的视野中。所谓“国家安全厅科长”，根本就是一块诱饵。三条“高可信度情报”，则是经过精心挑选之后投入水中的鱼饵。

5月29日，两人从越南出发，各自骑乘越南司机驾驶的摩托车，走小路向广西边境靠近，试图绕开正规口岸。对他们来说，这种小路渗透是过去常用的手法，再熟悉不过。

等到抵达约定会面地点时，所有的变化发生在转瞬之间。国安人员从隐蔽点突然冲出，将两人制伏，整个过程极快，留给他们的反应时间几乎为零。

在那一刻，朱恭训和徐章国大概已经意识到，所谓“科长内应”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局。只是所有悔意都已经来不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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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南宁铁窗内的九年，与台湾监狱里的一位“老对手”

抓获这两名上校，对大陆情报系统来说，是一次含金量极高的行动。此后这几年，两岸媒体相关报道虽不多，但有一点几乎被一致提及：这是当时大陆方面在两岸情报博弈中，抓获军衔最高的台湾情报人员。

2006年之后，台湾“军情局”一度陷入混乱。因为朱、徐二人并非普通线人，而是东南亚区域的核心人物。两人突然失去联络，相当于当地整条台湾情报网被连根拽掉。

刚开始，台湾方面还不敢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有人怀疑是交通事故，有人猜想是越南方面扣押，但种种推测始终没有定论。后来，真相一点点拼起来：越南拒绝介入调查、相关线路全面失联，再加上一些来自外部的情报线索，才逐渐确认——人落在了广西国安手里。

2009年，两人案子审理结束，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，关押在广西南宁的监狱。2011年，刑期从无期改为十八年，维持在长刑期范围内。

照此计算，正常情况下，即便有几次减刑，也很难在十年之内获得释放。但事情到了2015年，突然往另一个方向发展。

要看懂这一步变化，还得把目光拉回台湾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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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朱、徐二人对应的，是另一个名字：李志豪。岛内媒体曾在一些报道和专栏中，对这人有较多描述。整体勾勒出的形象，是一位出身于大陆、后来又卷入两岸情报纠葛的复杂人物。

据台湾方面的公开说法，李志豪早年在大陆是一名职业游泳运动员，之后曾在广州军区广州市警备队服役。这意味着他曾穿上过解放军的军装，对部队的组织、作风和纪律并不陌生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，有报道指他通过“泅渡”的方式偷渡香港，随后被台湾情报机构吸收。这一段经历本身就颇具戏剧性，在当时的环境下，这种方式进入香港，有一定难度，也带着明显的目的性。

台湾媒体还有一种普遍的猜测：李志豪的“出走”，与某些特定任务有关，比如试图获取与千岛湖事件相关的通缉信息等。当然，这类内容多半停留在推测层面，细节未被两岸官方公开证实。

被台湾吸收后，他借侨生身份与相关特情部门建立联系，随后又同大陆广东省国家安全部门取得联络。这一来一回间，他在两边都留下了痕迹，身份变得愈发敏感。

从台湾公开资料看，李志豪在台湾情报系统内部最终获授少校军衔，说明在台方眼中，他的“工作成绩”不算差，被寄予一定信任。然而，到了1999年，形势突然掉头。

这一年，台湾情报部门获取明确线索，怀疑李志豪在暗中为大陆服务，属于“叛变者”。不久后，他在台湾被逮捕，地点是当地一家名为“宿力霸”的饭店。相关法院依据“妨害军机治罪条例”对其判处无期徒刑。

同年10月1日，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庆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。就在这一天，身在岛内的李志豪，被押入监狱开始服刑。一位曾在解放军系统服役，又被台湾吸纳的关键人物，就这样在铁窗后消失。要说戏剧性，这个时间点本身就让人难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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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台湾情报圈里，多数人当时判断：这种级别、这种背景、又涉及“双面身份”的人，一辈子恐怕都别想出来。谁也没把“未来的假释”当回事，更没人会想到，他日后居然会牵动一场两岸之间特殊的“人员安排”。

时间往后推，朱恭训、徐章国2006年落网、2009年判刑、2011年减刑；李志豪则从1999年起在台湾服刑，差不多关了十六年。到了2015年，这三条线在某个时点上，悄然对接到了一起。

同年10月2日，台湾“法务部矫正署”批准李志豪假释，这是岛内媒体公开报道的时间节点。仅仅过了十来天，10月13日上午，广西某监狱内，朱恭训、徐章国接到通知：符合假释条件，将被释放。

据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回忆，两人的第一反应是愣住，有些不敢信。毕竟按照原本刑期，他们还有很久才能“看见头”。

下午，两人从南宁登上飞往台北的航班，航班号就是前文提到的CZ3045。这时候，他们才真正意识到，铁门已经在身后关上，他们重新回到海峡那一边。

三、“不是电视剧”的换俘，与各自不同的余生

关于这是否属于“交换俘虏”，坊间早有议论。2015年11月30日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在记者会上被问到相关问题，发言人安峰山的回答颇有意味：朱恭训、徐章国因从事危害大陆安全的间谍活动，被依法严惩；截至10月，两人已服刑多年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关于假释的条件，相关司法机关依法对两人实施假释。至于李志豪的假释，则属于台湾有关部门自身事务。

这番表述，强调了程序和法律依据，同时对岛内“交换俘虏”的说法既未承认，也未明确否认。考虑到以往对敏感传闻若事实不符通常会快速辟谣，这种“保留态度”，事实上已经留下了充足想象空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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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操作方式来看，过程倒是异常平静：一方假释，一方假释，没有公开谈判场面，没有高调宣示，更没有什么摄像机追拍。李志豪出狱后，相关报道很少，不少信息都停留在“已经返回大陆”这几个字上。

相比之下，朱恭训与徐章国回到台湾后的情形，被媒体记录得更加细致一些。

一落地，两人就被台湾“军情局”带走，进入长达两周以上的内部调查期。这种做法在情报系统里再正常不过——多年关押在对方手上，无论是否遭遇策反或者讯问，回来之后都要彻查一遍。问话种类很多，从情报系统认知，到狱中经历，无一不问。

这种调查，并不完全带敌意色彩，更像是一种“安全检查”。但对于经历长年牢狱的人而言，这无疑是另一轮精神压力。调查结束，两人被认定不再适合继续在敏感岗位工作，原来的“东南亚线”自然回不去了。

这时，两人的个人命运开始出现明显差别。

有报道提到，朱恭训的妻子周国珍，在丈夫被捕后做出一个很少人能做到的决定：辞去在“军情局”的职务，离开台北，长期留在广西一带，只为能在规定时间内见丈夫一面。

按照监狱会见规定，直系亲属有固定探视安排。每两个月，她可以和丈夫见上一次，有时还能一起吃顿简单的饭。对于很多情报人员来说，被捕往往意味着“身份抹去、联系中断”，但朱恭训在狱中这几年，还算维持着有限但稳定的亲情联络，这在很多类似案件中并不常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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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次会见时，据说她压低声音对丈夫说：“你别想那么多，能活着出去，总是有机会。”这一句简单的安慰，带着一种不愿放弃的固执。

与之相比，徐章国的境遇就要凄凉得多。母亲在他被捕前已经去世，父亲在他入狱后因为担心与打击过重，病情加重，很快离世。妻子被查出癌症，没能撑到他获释那一天便离开人世。两个孩子交给舅舅抚养，渐渐对“父亲”只停留在模糊的概念上。

台湾媒体后来的报道中提到，“孩子已经认不出父亲长什么样”。这句话听上去很平静，却道尽许多家庭因情报战而破碎的现实。这跟影视剧里那种“豪迈牺牲”完全不同，更接近一地鸡毛式的损失。

再把视线拉远一些，这场“换俘”如果真是双方协商的一部分，那它的出现也并非突然。在2015年前后，两岸曾有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会面，涉及不少历史遗留问题的沟通。有台湾舆论猜测，情报战长期积压下来的人员问题，可能就是谈及的话题之一。外界不得而知细节，但从结果看，双方各自最“棘手”的一两个人，确实都离开了牢房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整个事件并没有在社会层面激起夸张的波澜。没有哪一方把这件事当成外交宣传点，不少细节还是从零星报道和当事人亲友口中拼出来的。与电视上的那些“黑夜对峙”“机场交人”相比，这更接近现实中的情报系统运作方式：悄然进行、迅速结束，从来不打算多留痕迹。

如果慢慢理这几个人的一生，各自轨迹其实颇有一点讽刺意味。

李志豪从大陆军队到台湾情报，再到被认定“叛变”，最后又回到大陆。他在台湾监狱里待了十六年，出狱时已年逾七十，青春和壮年都消耗在铁窗里。外界对他后来的生活了解极少，这种“消失在公众视野中”的状态，本身就像是情报人员最后的宿命——不再出现在任何故事里。

朱恭训从欧洲外站到东南亚，再被一纸情报引到广西，在牢里度过了整整九年，破了台湾“军情局”内部“绝对不会放回来”的心理预期。回台之后，情报生涯等于按下句号，重新面对的是一个与自己脱节多年的社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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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章国则在多年监禁后，重新面对一个不再完整的家庭：父母去世，妻子不在，孩子对自己只剩下称谓。对于这样的人来说，获释不一定意味着“重来”，更像是面对一个与记忆完全错位的新世界。

从某个角度看，这三人的交集并不多，却被同时卷进了同一条隐秘的两岸情报战线。有人在这边坐牢，有人在那边受审，有人被视为“最高级别俘获”，有人被认为“永不可能获释”。到2015年，这条线悄悄收拢，各自被送回原点。

试想一下，如果没有那一次“广西内应”的诱饵，如果没有1999年那场饭店里的逮捕，如果没有那一纸假释批准，这几个人的命运会不会完全不同？答案已经无从得知。

谍战剧里总喜欢放大枪声、爆炸和惊险追逐，但真实世界里，更多故事却在看不见的暗处发生：几通电话、一份情报、一张机票，就足以改变几个人的一生。那些被写在判决书上的罪名，往往对应着一串家族的悲欢。

从时间线来看，1999年李志豪入狱，2006年朱恭训、徐章国落网，2009年与2011年的判决和减刑，直到2015年的几纸假释决定，这十几年间，两岸在情报领域的暗中较量从未停歇，只是公众能看到的部分极少。

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，这类案件的意义，并不在于渲染神秘，而在于通过有限资料，尽量还原那一段不见于公开史书的角落。从那里，可以看到制度对人的影响，看到一条条情报线背后的真实代价，也能看出在某些关键节点上，双方既对抗，又不得不在某些问题上做出务实安排。

2015年之后，这三个人都离开了监狱。李志豪的名字，很少再出现于报道之中；朱恭训、徐章国在接受完岛内情报系统的调查后，从公开视野里慢慢淡出。情报战场从来如此——风声一过，一切归于沉寂，人退到幕布之后，留下的只是一段段散落的记录，等待后人慢慢拼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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