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15年秋天,台湾桃园机场的到达大厅里,人群来来往往,一切看上去与往常并无不同。只是那天南航CZ3045航班的乘客名单上,多了两个名字:朱恭训、徐章国。对普通旅客而言,这只是一架从广西南宁飞来的航班;但对两岸情报系统来说,这趟航班背后,却牵扯着长达十年的较量与一场悄然完成的“人事安排”。
就在十几天前,这两个人还在广西监狱服刑。身份也很特殊——都曾是台湾“军情局”的上校军官,一个是四处副处长,一个是组长。2006年在广西边境落网,被判无期徒刑,后减为十八年,本应在铁窗之下度过漫长岁月,却在服刑九年后突然被假释,直接送回台湾。
间谍这种身份,在国际法意义上,本就处在灰色地带。按通常惯例,被抓住之后往往很难有“好结局”。那么,这两名被视为“高价值”的台湾情报军官,为何会在刑期过半之前被放行?故事的线索,要从更早的时间理一理。
有意思的是,同一时间轴上,台湾方面也在监狱里关着一位重量级人物——曾在大陆军队服役、后来又成了“双面身份”的李志豪。三个名字,三条线索,最后在2015年交叠到了一起。
一、不该出现在广西的两名上校
从履历上看,朱恭训原本与大陆情报战场是“八竿子打不着”的人。
1958年,他出生在台湾,后来考入台湾陆军士官学校情报干部班,是第26期毕业生。毕业后一路扎进情报系统,主攻海外线,长期在欧洲、东南亚外站工作。再往后,升任台湾“军情局”四处副处长,负责东南亚情报布局,是那一片区域的关键人物。
图片
更特别的是,他的家庭也深陷这个系统。妻子周国珍,同样是台湾“军情局”里的人,做到二处副处长,分管对大陆情报分析和研判。一个负责外站行动,一个主抓对大陆战略情报,夫妻两人可以说在情报圈里颇有分量。
徐章国则是朱恭训的“搭档”。职务是组长,同样在四处工作,对东南亚一线十分熟悉。两人一副处长一组长,本来应该在越南、泰国、新加坡等地周旋,按理完全不需要冒险进入大陆腹地。
所以,当后来传出“朱恭训、徐章国在广西边境被捕”的消息时,岛内不少知情人士都觉得很奇怪——他们压根就不该出现在那里。
时间拨回到2006年5月。那是改变两人命运的一个月。
就在5月底之前,台湾“军情局”突然收到一条从广西发来的线索:广西省国家安全厅的一名科长,愿意“效力”,希望与台方建立联络。对任何情报机构来说,这种主动上门的“潜在内应”,都属于极难得的机会,更何况对方自称来自国家安全部门。
这条信息一送到台北,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。长期以来,想在大陆安全系统内部发展线人,难度极高。现在有人主动示意,简直像天上掉馅饼。
不过,谨慎是情报工作的本能。一开始,台湾“军情局”并未完全放松警惕。他们提出要对方先提供情报,以证明身份。对方很快给出三条重要情报。从后来台湾方面的说法看,这三条情报经过分析,被认为“可信度极高”。
图片
那一刻,原本还在犹豫的台湾情报人员,心理防线明显放松了。情报有用、细节准确、能核实,等于帮对方“加了筹码”。“这人怕是真货”,内部评估结果逐渐偏向乐观。
接下来的一步,就显得顺理成章:派人入境接触。
出于地域考虑,任务落到了四处头上。因为他们在东南亚布局多年,距离广西最近的外站就在越南。四处接到命令后,朱恭训、徐章国成为“执行人选”。经验丰富、懂越南一带环境,自然成了首选。
那段时间,两人正在越南活动。接到任务后,没有太多犹豫,很快就同意执行。一来是上级指示,二来此次目标是“内应接洽”,而非潜伏渗透,对他们而言,风险看上去并没有到“九死一生”那种程度。
谁也没有想到,这次行动其实已经完全暴露在对手的视野中。所谓“国家安全厅科长”,根本就是一块诱饵。三条“高可信度情报”,则是经过精心挑选之后投入水中的鱼饵。
5月29日,两人从越南出发,各自骑乘越南司机驾驶的摩托车,走小路向广西边境靠近,试图绕开正规口岸。对他们来说,这种小路渗透是过去常用的手法,再熟悉不过。
等到抵达约定会面地点时,所有的变化发生在转瞬之间。国安人员从隐蔽点突然冲出,将两人制伏,整个过程极快,留给他们的反应时间几乎为零。
在那一刻,朱恭训和徐章国大概已经意识到,所谓“科长内应”,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局。只是所有悔意都已经来不及。
图片
二、南宁铁窗内的九年,与台湾监狱里的一位“老对手”
抓获这两名上校,对大陆情报系统来说,是一次含金量极高的行动。此后这几年,两岸媒体相关报道虽不多,但有一点几乎被一致提及:这是当时大陆方面在两岸情报博弈中,抓获军衔最高的台湾情报人员。
2006年之后,台湾“军情局”一度陷入混乱。因为朱、徐二人并非普通线人,而是东南亚区域的核心人物。两人突然失去联络,相当于当地整条台湾情报网被连根拽掉。
刚开始,台湾方面还不敢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有人怀疑是交通事故,有人猜想是越南方面扣押,但种种推测始终没有定论。后来,真相一点点拼起来:越南拒绝介入调查、相关线路全面失联,再加上一些来自外部的情报线索,才逐渐确认——人落在了广西国安手里。
2009年,两人案子审理结束,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,关押在广西南宁的监狱。2011年,刑期从无期改为十八年,维持在长刑期范围内。
照此计算,正常情况下,即便有几次减刑,也很难在十年之内获得释放。但事情到了2015年,突然往另一个方向发展。
要看懂这一步变化,还得把目光拉回台湾方向。
图片
与朱、徐二人对应的,是另一个名字:李志豪。岛内媒体曾在一些报道和专栏中,对这人有较多描述。整体勾勒出的形象,是一位出身于大陆、后来又卷入两岸情报纠葛的复杂人物。
据台湾方面的公开说法,李志豪早年在大陆是一名职业游泳运动员,之后曾在广州军区广州市警备队服役。这意味着他曾穿上过解放军的军装,对部队的组织、作风和纪律并不陌生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,有报道指他通过“泅渡”的方式偷渡香港,随后被台湾情报机构吸收。这一段经历本身就颇具戏剧性,在当时的环境下,这种方式进入香港,有一定难度,也带着明显的目的性。
台湾媒体还有一种普遍的猜测:李志豪的“出走”,与某些特定任务有关,比如试图获取与千岛湖事件相关的通缉信息等。当然,这类内容多半停留在推测层面,细节未被两岸官方公开证实。
被台湾吸收后,他借侨生身份与相关特情部门建立联系,随后又同大陆广东省国家安全部门取得联络。这一来一回间,他在两边都留下了痕迹,身份变得愈发敏感。
从台湾公开资料看,李志豪在台湾情报系统内部最终获授少校军衔,说明在台方眼中,他的“工作成绩”不算差,被寄予一定信任。然而,到了1999年,形势突然掉头。
这一年,台湾情报部门获取明确线索,怀疑李志豪在暗中为大陆服务,属于“叛变者”。不久后,他在台湾被逮捕,地点是当地一家名为“宿力霸”的饭店。相关法院依据“妨害军机治罪条例”对其判处无期徒刑。
同年10月1日,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庆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。就在这一天,身在岛内的李志豪,被押入监狱开始服刑。一位曾在解放军系统服役,又被台湾吸纳的关键人物,就这样在铁窗后消失。要说戏剧性,这个时间点本身就让人难忘。
图片
在台湾情报圈里,多数人当时判断:这种级别、这种背景、又涉及“双面身份”的人,一辈子恐怕都别想出来。谁也没把“未来的假释”当回事,更没人会想到,他日后居然会牵动一场两岸之间特殊的“人员安排”。
时间往后推,朱恭训、徐章国2006年落网、2009年判刑、2011年减刑;李志豪则从1999年起在台湾服刑,差不多关了十六年。到了2015年,这三条线在某个时点上,悄然对接到了一起。
同年10月2日,台湾“法务部矫正署”批准李志豪假释,这是岛内媒体公开报道的时间节点。仅仅过了十来天,10月13日上午,广西某监狱内,朱恭训、徐章国接到通知:符合假释条件,将被释放。
据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回忆,两人的第一反应是愣住,有些不敢信。毕竟按照原本刑期,他们还有很久才能“看见头”。
下午,两人从南宁登上飞往台北的航班,航班号就是前文提到的CZ3045。这时候,他们才真正意识到,铁门已经在身后关上,他们重新回到海峡那一边。
三、“不是电视剧”的换俘,与各自不同的余生
关于这是否属于“交换俘虏”,坊间早有议论。2015年11月30日,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在记者会上被问到相关问题,发言人安峰山的回答颇有意味:朱恭训、徐章国因从事危害大陆安全的间谍活动,被依法严惩;截至10月,两人已服刑多年,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关于假释的条件,相关司法机关依法对两人实施假释。至于李志豪的假释,则属于台湾有关部门自身事务。
这番表述,强调了程序和法律依据,同时对岛内“交换俘虏”的说法既未承认,也未明确否认。考虑到以往对敏感传闻若事实不符通常会快速辟谣,这种“保留态度”,事实上已经留下了充足想象空间。
图片
从操作方式来看,过程倒是异常平静:一方假释,一方假释,没有公开谈判场面,没有高调宣示,更没有什么摄像机追拍。李志豪出狱后,相关报道很少,不少信息都停留在“已经返回大陆”这几个字上。
相比之下,朱恭训与徐章国回到台湾后的情形,被媒体记录得更加细致一些。
一落地,两人就被台湾“军情局”带走,进入长达两周以上的内部调查期。这种做法在情报系统里再正常不过——多年关押在对方手上,无论是否遭遇策反或者讯问,回来之后都要彻查一遍。问话种类很多,从情报系统认知,到狱中经历,无一不问。
这种调查,并不完全带敌意色彩,更像是一种“安全检查”。但对于经历长年牢狱的人而言,这无疑是另一轮精神压力。调查结束,两人被认定不再适合继续在敏感岗位工作,原来的“东南亚线”自然回不去了。
这时,两人的个人命运开始出现明显差别。
有报道提到,朱恭训的妻子周国珍,在丈夫被捕后做出一个很少人能做到的决定:辞去在“军情局”的职务,离开台北,长期留在广西一带,只为能在规定时间内见丈夫一面。
按照监狱会见规定,直系亲属有固定探视安排。每两个月,她可以和丈夫见上一次,有时还能一起吃顿简单的饭。对于很多情报人员来说,被捕往往意味着“身份抹去、联系中断”,但朱恭训在狱中这几年,还算维持着有限但稳定的亲情联络,这在很多类似案件中并不常见。
图片
有一次会见时,据说她压低声音对丈夫说:“你别想那么多,能活着出去,总是有机会。”这一句简单的安慰,带着一种不愿放弃的固执。
与之相比,徐章国的境遇就要凄凉得多。母亲在他被捕前已经去世,父亲在他入狱后因为担心与打击过重,病情加重,很快离世。妻子被查出癌症,没能撑到他获释那一天便离开人世。两个孩子交给舅舅抚养,渐渐对“父亲”只停留在模糊的概念上。
台湾媒体后来的报道中提到,“孩子已经认不出父亲长什么样”。这句话听上去很平静,却道尽许多家庭因情报战而破碎的现实。这跟影视剧里那种“豪迈牺牲”完全不同,更接近一地鸡毛式的损失。
再把视线拉远一些,这场“换俘”如果真是双方协商的一部分,那它的出现也并非突然。在2015年前后,两岸曾有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会面,涉及不少历史遗留问题的沟通。有台湾舆论猜测,情报战长期积压下来的人员问题,可能就是谈及的话题之一。外界不得而知细节,但从结果看,双方各自最“棘手”的一两个人,确实都离开了牢房。
值得一提的是,整个事件并没有在社会层面激起夸张的波澜。没有哪一方把这件事当成外交宣传点,不少细节还是从零星报道和当事人亲友口中拼出来的。与电视上的那些“黑夜对峙”“机场交人”相比,这更接近现实中的情报系统运作方式:悄然进行、迅速结束,从来不打算多留痕迹。
如果慢慢理这几个人的一生,各自轨迹其实颇有一点讽刺意味。
李志豪从大陆军队到台湾情报,再到被认定“叛变”,最后又回到大陆。他在台湾监狱里待了十六年,出狱时已年逾七十,青春和壮年都消耗在铁窗里。外界对他后来的生活了解极少,这种“消失在公众视野中”的状态,本身就像是情报人员最后的宿命——不再出现在任何故事里。
朱恭训从欧洲外站到东南亚,再被一纸情报引到广西,在牢里度过了整整九年,破了台湾“军情局”内部“绝对不会放回来”的心理预期。回台之后,情报生涯等于按下句号,重新面对的是一个与自己脱节多年的社会。
图片
徐章国则在多年监禁后,重新面对一个不再完整的家庭:父母去世,妻子不在,孩子对自己只剩下称谓。对于这样的人来说,获释不一定意味着“重来”,更像是面对一个与记忆完全错位的新世界。
从某个角度看,这三人的交集并不多,却被同时卷进了同一条隐秘的两岸情报战线。有人在这边坐牢,有人在那边受审,有人被视为“最高级别俘获”,有人被认为“永不可能获释”。到2015年,这条线悄悄收拢,各自被送回原点。
试想一下,如果没有那一次“广西内应”的诱饵,如果没有1999年那场饭店里的逮捕,如果没有那一纸假释批准,这几个人的命运会不会完全不同?答案已经无从得知。
谍战剧里总喜欢放大枪声、爆炸和惊险追逐,但真实世界里,更多故事却在看不见的暗处发生:几通电话、一份情报、一张机票,就足以改变几个人的一生。那些被写在判决书上的罪名,往往对应着一串家族的悲欢。
从时间线来看,1999年李志豪入狱,2006年朱恭训、徐章国落网,2009年与2011年的判决和减刑,直到2015年的几纸假释决定,这十几年间,两岸在情报领域的暗中较量从未停歇,只是公众能看到的部分极少。
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,这类案件的意义,并不在于渲染神秘,而在于通过有限资料,尽量还原那一段不见于公开史书的角落。从那里,可以看到制度对人的影响,看到一条条情报线背后的真实代价,也能看出在某些关键节点上,双方既对抗,又不得不在某些问题上做出务实安排。
2015年之后,这三个人都离开了监狱。李志豪的名字,很少再出现于报道之中;朱恭训、徐章国在接受完岛内情报系统的调查后,从公开视野里慢慢淡出。情报战场从来如此——风声一过,一切归于沉寂,人退到幕布之后,留下的只是一段段散落的记录,等待后人慢慢拼合。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,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,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,请点击举报。启盈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